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批评美国社会学的非历史化倾向，并指出“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界从方法论层面对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和历史维度进行了较多探讨，一些学者践行此路径产出了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作为“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的成员，笔者在此基于过去五年的研究历程，对于如何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带入历史视野，以及历史视野在经验研究中的意义谈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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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卡车司机研究的历史视野大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个人史，二是制度史。在每一次对卡车司机的访谈中，我们都会请他们讲述自己一路走来的各种经历和故事。通过时间主线将卡车司机的家庭、教育、入行、从业中的酸甜苦辣编织在一起，访谈记录由此成为卡车司机个体生命史的记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理性与情感、体验和行动，而且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卡车司机群体地位和境遇的升降浮沉：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是任职于国有企业惹人羡慕的“人上人”；之后市场放开、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经历了“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的“好时候”；如今他们则不得不靠多拉快跑维持惨淡的经营。
我们的研究从卡车司机开始，之后逐步纳入对组织和制度的分析。在对这些主题展开研究时，我们同样感受到探入历史情境的必要性。例如，在考察与卡车司机紧密关联的物流商（货主、货运中介、平台企业）时，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了解它们与卡车司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流转，组织自身也在持续地发生演变。如果不扩展研究的时间范围，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些组织，我们所揭示的关系模式不管多么热闹，都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断裂的截面。对组织和制度历史的关注，让我们得以捕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开的市场和市场中各主体的彼此勾连，并看到市场和制度条件的变化如何推动卡车司机组织形态的改变。由是，透过对个体生命史和制度史的双重关注，我们展现了过往七十多年间中国货运市场的变迁、相关群体境遇的变迁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诸般变迁。
上述的所谓历史视野或许仍显稚嫩，但是笔者认为，称其为一种经验研究的“历史转向”并无不当。肖瑛曾提出，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主要指历史感的培育。“每一个社会学者都能在面对当下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某些历史的感触，从而进一步丰富经验感，即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之下，实现历史感在社会学中的渗透，才是‘历史转向’的真正目的。”
在经验研究中带入历史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对卡车司机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下述三方面。
第一，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方能对现在达到丰满、深入、透彻的理解。无论个体、群体、事件或者结构，都是时间积淀的产物，都是历史的延续和展开。“现实的经验是一种历史的构成”，不了解过去，我们就很难理解现在和未来。有研究者在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中指出，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不能囿于对组织特征的制度分析，而要纳入对官员个性和特质的分析；而要理解官员的品行特质，则需回到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和伦理之中寻找理论资源。在对卡车司机的研究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以古观今”的必要性。过去与现在是密切关联的：理解了过去的“辉煌”，才能更清楚卡车司机当前的失落和困扰；理解了传统社会的资源、话语、规则，才能更明了政策、技术等力量的限度和潜在的可能性。
第二，只有具有历史视野的分析才能使我们真正把握社会过程和运行机制，或者如渠敬东所言，“进入到经验现象的复杂肌理中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对社会过程和机制的分析，是社会学的重要目标和研究领域，而过程和机制分析本身便涵括了具有相当时段跨度的时间维度。保罗·皮尔森指出，很多重要的社会过程都需要花较长时间甚至特别长的时间才能充分展开，但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倾向于探讨“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开的原因与结果”。这种对即时性过程的关注不仅使研究者看不到很多东西，而且“所看到的即时性的东西常常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对卡车司机的研究长达五年，虽然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极短的一瞬，在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亦不值一提，但是考虑到当前学术研究日益“麦当劳化”的情境，对一个群体的社会调查能够持续五年多少体现了一种对经验研究的时间维度的重视。在第一年初入田野时，我们便感受到了自雇卡车司机的生计下行。虽然后续的研究在劳动过程之外向更多主题扩展，但是卡车司机的生存处境一直没有脱离我们的视线。五年间，我们看到环保政策、网络货运平台、市场竞争、疫情、经济运行等各种力量的浮现、壮大、分化、转型和消解，它们有时并置、有时交错地形塑着卡车司机的生计和在市场中的地位。如今虽然报告写作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将对卡车司机的职业走向和货运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从中折射的社会结构持续关注。借用米尔斯的话来讲，我们不打算用抽象的提炼来“固定住某个摇摆不定的时刻”，因为这只会“对社会现实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第三，延展研究的时间跨度，可能引致新的研究问题的浮现，能够看到一时一地的研究所不能看到却又十分重要的现象。我们对挂靠制度的研究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之所以研究挂靠，是因为这是自雇卡车司机展开劳动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虽然车辆为卡车司机个人所有，但是只有将车辆挂靠在有资质的企业名下，卡车司机方可获得营运资格。在初始的调研中，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挂靠方的司机和作为被挂靠方的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及双方的行动策略。但是这种平面化的透视总是给人以雾里看花、意犹未尽之感。于是，我们往前追溯，探求制度的起源、发展和转型过程，正是这种历史的转向让我们洞察到挂靠制度的独有特质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展现的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这固然可以视为对初始研究问题的深化，但更可以说是触及和发现了新的研究问题。
那么，如何在经验研究中展开历史分析？笔者认为两个层面必不可少：第一，将研究置于较长的时间跨度中。第二，不断向前、向后追问，梳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考察完整的过程。如果只有第一个层面，那么经验研究可能落入空有时间长度的静态分析或者另一种抽象经验主义；如果只有第二个层面，则可能陷入一种看似热闹和复杂的对现实的片段性解读。至于获取史料的具体技术，不外有三：其一，文本。文本分析的好处是无干扰性，问题在于关于某些特定领域、对象或时期的文本资料可能非常有限，而且可能存在文本与现实的偏离。其二，口述史。即通过被访者对过去的讲述还原历史场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活泼、可控，但是可能遭遇讲述者记忆模糊或者有意扭曲事实的问题。其三，追踪调查。文本分析和口述史都是向前追溯，追踪调查则是向后开展。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获取资料的方式，局限主要在于研究者能够进行追踪的时间跨度往往是有限的。
我们在对卡车司机的研究中带入历史的维度，一方面是出于方法的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验研究过程中的情境“催逼”。尽管目前我们尚不能从经验研究中形成更多关于历史视野的深刻论述，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视野的魅力和重要性。“任何社会意象都是带有社会特殊性的意象”，在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是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但也是对研究者耐心、恒心和想象力的巨大考验。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副教授）
